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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云南金鸡纳种植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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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鸡纳树，原产南美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等国的原始森林，又称为几那、机那、规那。金鸡纳树传到东南亚后，印度和爪哇建立了金鸡纳园。1930年印尼的金鸡纳产量占世界的97%，1938年世界产量为1306万公斤，其中印尼1119万公斤，几占85%[1]。17世纪末，金鸡纳树皮传入中国，旋即被接纳为传统中药材。金鸡纳霜几乎撑住了中西抗疟大局几百年，至今仍是抗疟主力药物之一。而在民国年间，金鸡纳霜主要作为一种抗疟退烧祛病的良药，是“瘴区”患“瘴气病”大众的一种“圣药”。

一、抗日战争期间云南金鸡纳种植的背景

民国年间，金鸡纳霜能够治疗疟疾，这在医疗界已经是一种共识。特别在西南，由于“瘴气病”蔓延，“鉴于金鸡纳霜不特可为医药之用，尤能克制此种‘瘴气’”[2]。因此，金鸡纳也被认为是“自17世纪中叶以来，三百年来居惟一之抗疟圣药地位。刘经邦曾引著名内科大家欧氏的言语说：“若有医生至今日尚不能以奎宁治愈疟疾者，可以不必行医矣”“根据以上种种说明，奎宁仍为今日（治疟）唯一圣药，绝无疑问”[3]。

（一）进口金鸡纳对中国的影响

由于中国不生产金鸡纳，完全依靠从荷属爪哇一带进口，一方面导致价格昂贵，加大了患疟百姓的负担。如阮淑贞所言，“贫病交迫的人，面对这种特效药，只有自叹命薄而一任瘟神来摧残蹂躏了”[4]。但不独云南金鸡纳制品价格昂贵，全国各地也基本如此。如广西桂林，1937年的批发价格，治疗疟疾用的进口西药奎宁（金鸡纳霜）为1 瓶500（粒） 36.83元，1市担上等大米5.94元、猪肉27.13元、干黄牛皮12.74元、桐油29. 62元，要6.2市担上等大米，或1.3市担猪肉、2.9市担干黄牛皮、1.2市担桐油才能换到1瓶奎宁[5]。在贵州，“近来疟疾的流行也极严重，患病的人既多，药品的输入又艰难，疟疾最有效的金鸡纳霜每颗价高一二元之巨”[6]。“缅甸失守，国际交通梗阻，‘奎宁’与‘阿的平’价均飞涨，战前两三角钱可以治愈一人者，今则非数百元不可。前方数百万将士，后方数万万民众，如染疟病，十有八九无力服此贵药者”[7]。而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，大量的药品进口基本上是从海上而来，应该是得天下之先，但其金鸡纳的价格也惊人，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购买[8]。可见进口金鸡纳在全国的售价太高，直接影响了疟疾患者的治疗。

另一方面国家的税收资源也大量流失。对于进口金鸡纳导致外汇流失之问题，也引起了各界的注意。如云南当局认为“唯金鸡纳霜可采制药饼，为治疟特效药剂，向为爪哇所独霸，极宜自给自足，以杜绝漏卮”[9]；刘经邦认为“奎宁之来源，仰给国外，漏卮之巨，固足惊人。挽回之法，惟有提倡奎宁母植物辛可纳树之种植，及设厂自制”[3]。李安邦在调查后也建议“拟仿荷兰防疟办法，在气候土质适宜之区，便植金鸡纳树，以防疾疫，而塞漏卮[10]。台湾第二模范林场的工作人员认为“我国闽、粤、云、贵等省久为疟疫之乡，需药殷切，而前方作战将士尤需多量医药，年轮外汇漏卮至为惊人”[11]。刘绍光认为“各种疟疾，流行至广，为害至巨；金鸡纳霜之进口，年以数百万元计，输入愈多，损失愈大。”[12]上海江海海关从1913至1918年的洋货进口物资中，金鸡纳霜及杂质金鸡纳霜就占了大头，合计花费海关两。1935—1937三年间更是花费了海关两白银购买各国的金鸡纳霜[13]，足见数额之巨大。

（二）金鸡纳的缺乏对中国抗战之影响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由于日军占领盛产金鸡纳霜的东南亚一带，导致金鸡纳及其制品供应断绝，由此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。“查近世治疟之特效药为天然之‘奎宁’与人造之‘阿的平’两种。自日寇占据东印度，‘奎宁’已入敌手，来源断绝”[7]。“吾国医药界由来胥赖国外输入，此药国内举行始终场所不多，且又未能普遍推广种植，故而目前之供应问题尤为重要”[14]。且“二十七年夏秋间，大江两岸作战部队，患疟者之多，几占所有人数三分之一以上。防治方面，需用奎宁数量之巨，概可想见。然当时仍以奎宁未能充分供给，致使部队患者，未能立时肃清，影响于作战者实大”[3]。即金鸡纳进口断绝的话，中国的整个疟疾防治，特别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“瘴区”省份的“瘴气病”的治疗，将会大受影响，这对于以西南为大后方，进行移民屯垦、驻军防守等抗战建国大业将受到巨大影响。

（三）医药界人士建议在中国本土种植金鸡纳